記者：Paul Lewis 前言／翻譯：黃津珏
前言：Herbert A. Simon可能是最早提出「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 概念的學者。我們在無窮盡的資訊中，卻同時反映另一方面的匱乏，那就是接收資訊時必須吃掉的東西 — 我們的注意力。
香港作為一個追求效率與高端科技的城市，恐怕我們的注意力被切得更碎。和朋友聚會時，總是手機不離手；等交通燈過馬路時，等不及也要拿手機看看；用電腦上網時，開十多個分頁，卻忘記了自己本來想幹什麼；發覺自己已不能集中與人面對面作較長的交談等等，可能都是現代常態。我們甚至引以爲傲，相信自己的multi-tasking是種才能。也因為大部份人都是這樣，就更少人覺得出了問題。
原來我們拿著手機整個小時不斷的刷，不是意外的事，而是設計師故意安排的。我們都像白老鼠，正在參與一項因爲「讚」而獲取多巴胺 (dopamine) 的大型實驗。
前排喜見許多香港朋友集體離開Facebook──一隻不斷販賣用家行為數據致富的巨獸。這些獸看似在提供免費服務，但例如Google，事實上平均每個用家的「注意力」都為它賺取了約一百八十美元的收入。離開Facebook後，現在我們會否又掉入另一個癮的圈套？我們的專注力有限，是否都落到無聊事情上？你想專注做好的事，是否一直做不好？有限的生命，面對隨時隨地隨手可得的無限娛樂資訊，我們該如何自處？它與現在全球崩壞的政治氣氛，又有沒有關係？我們在社交媒體中，是否長期處於一種身不由己的憤怒當中？
以下翻譯了英國衛報於2017年10月6日刊出的一篇詳盡訪問，訪談者曾經都是矽谷紅人。他們在最前的位置，看見所謂爭奪人類注意力的「軍備競賽」。勝出的，當然是我們日日在用的Google，Facebook，Whatsapp，Snapchat等等的「必需品」。有趣的是，這些矽谷的知情者，自己卻用盡方法戒掉網絡形成的「癮」。
— -
「我們的思想可以被騎劫」──科技界對「智能手機型敵托邦」的憂慮
(原文刊於6/10/2017英國衛報)
讓Google，Twitter和Facebook變得更容易上癮的工作人員，自己卻開始脫離互聯網。記者劉易斯（Paul Lewis）採訪了在矽谷的反抗者，他們對爭奪人類注意力的競賽感到擔憂。
羅森斯坦 (Justin Rosenstein) 調整了手提電腦的設定，停用Reddit，禁止自己使用他覺得「像海洛英一樣」的Snapchat，並限制自己Facebook的權限。 但即使這樣還覺得不夠， 8月份，這位34歲的科技行政人員，為限制自己使用社交媒體和其他令人上癮的科技，作出更激進的一步。
羅森斯坦購買了一款新iPhone，並指示他的助手設立了「家長監控」功能，刪除下載應用程式功能。他特別關注Facebook 「讚」(like) 的誘惑，他稱為「虛擬快樂的亮點」，誘人之餘，同時空洞。
而羅森斯坦應該很清楚──因為他是發明了「讚」按鈕的Facebook工程師。
十年前，他徹夜編寫當時稱為「真棒」(awesome) 按鈕的原型，現在羅森斯坦卻成為矽谷異見份子之一。矽谷異見份子人數不多，卻持續不斷增長。他們抱怨所謂「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 的興起──就是圍繞著廣告經濟需求而建築的網絡世界。
因為創業人仕或行政總裁喜歡利用「公司正在使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光環，所以很少會轉變成矽谷異見份子。 多數是設計師，工程師，產品經理等等，在公司裡面的前線份子，較容易成為異見份子。像羅森斯坦，幾年前親自參與興建網絡世界，現在卻試圖解散它。 「人類以最好的意圖開發事物，卻常常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羅森斯坦說。
他也曾經幫助谷歌製造Gchat，現在則領導一間位於三藩市的公司，專注研究提高辦公室效率，關心一羣平均每天滑動或點撥手機2,617次的人。
除了上癮的用戶，科技亦製造了只能「持續分心」的狀態。除了嚴重限制了人們的關注能力，更可能降低人的智商。 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智能手機的存在會損害認知能力，即使設備被關閉，但羅森斯坦說「每個人，所有時間，其實都是分心的。」
但是，相比起羅森斯坦，他的一些同行認為影響不止是專注力的問題。社會媒體的興起，與它依賴的「注意力經濟」，還會破壞政治制度，個人專注力的擔憂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事。
他們認為，社交媒體成癮，可以與英國脫歐、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等等的「政治地震」掛勾，社交網絡力量已經完全顛覆了政治制度，置之不理的話，甚至可以使我們已知的民主制度瓦解。
2007年，羅森斯坦是Facebook的小部分員工之一，他決定創建一條最小阻力的路線──讓一下點擊就能在平台上散發正能量。 他說，「讚」的功能是「瘋狂地」成功：人們享受給予或接受肯定的短暫快感，因此參與度飆升，而Facebook收集了有關客戶喜好的珍貴數據後，便出售給廣告客戶。 這個想法很快被Twitter複製，其心形的「讚」（以前是星形的「收藏」），Instagram和無數的其他應用程式和網站也紛紛仿效。
羅森斯坦的同事皮爾曼 (Leah Pearlman)，是其後的Facebook產品經理和創建「讚」的團隊成員，並在2009年的博客中負責宣布了這一功能。 現年35的她成了一個插畫師，皮爾曼通過電郵，承認也因「讚」和其他令人上癮的回饋循環 (feedback loop) 而不滿 。 她安裝了一個網頁瀏覽器外掛，以消除她的Facebook新聞資訊，並聘請了一名社交媒體經理來處理她的Facebook頁面，自己放手。
羅森斯坦說：「我認為現在談論這問題變得特別重要，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可能是最後一代在沒有社交網絡的日子生活過的人。」有趣的是， 羅森斯坦，皮爾曼和大多數質疑當今注意力經濟的科技人士，大多是三十來歲，記得有入牆電話的世界的一代人。
許多這些年輕的科技專家都在戒掉自己的產品，並將他們的孩子送到矽谷的精英學校，那裡嚴禁iPhone，iPad甚至手提電腦。 他們看起來像Biggie Small的歌詞所說的：不要吸食自己的貨源。(never get high on your own supply)
— -
今年4月上旬，來自世界各地的設計師，程式人員和科技企業家聚集在三藩市灣會議中心。他們每個人都支付了1700美元，來學習如何操縱人去慣性使用他們的產品。課程統籌就是艾邱 (Nir Eyal)。
39歲的艾邱，是「著迷：如何構建習慣形成產品」 (Hooked: How to Build Habit-Forming Products) 的作者，已經花了數年時間擔任科技行業顧問，教授他通過研究矽谷巨頭如何運作而獲取的科技。
「我們使用的科技已經變成強制性的，甚至是全面的成癮。這可以是檢查消息通知的衝動，可以是一心想花數分鐘看看YouTube，Facebook或Twitter，結果發現自己一小時後仍在刷著螢幕。」他寫道：「 這些不是意外發生的，是設計師刻意安排。」
他解釋，一些微小的心理技巧，可以形成人的行為習慣。例如改變人們獲得的獎勵，人會建立對行為的渴望。或者加以利用可以作為「觸發點」的消極情緒。艾丘寫道：「無聊，孤獨，沮喪，混亂和猶豫不決的感覺經常引起輕微的痛苦或惱怒，並接著帶來無意義的行為來平息消極的感覺。」
當艾丘走上講台，宣布2017年的演講主題「有點不一樣」的時候，參加者或會感到驚訝。 他想針對越來越多對科技操縱是否有害或不道德的疑問。 他告訴觀眾應該小心，不要濫用有說服力的設計，並且警惕自己產品會否成為強制行為。
但是他為自己所教授的科技辯護，並認為藥物成癮與科技成隱不可混為一談。 「我們不是真的在吸Facebook，不是在注射Instagram。」他換了一張裝滿含糖烘焙食品的貨架的幻燈片，說：「正如我們不應該歸咎麵包師傅和美味的食物一樣，我們不能怪科技製造商生產如此好的產品。這是理所當然科技公司希望能做到的事。 坦白說，我們希望產品變差嗎？」
艾丘最後提供一些抵抗科技誘惑的個人建議，並結束講座。 他告訴觀眾他使用的Chrome外掛程式，稱為DF YouTube，『它刪除了很多外部「觸發點」，並推薦了一個名為Pocket Points的應用程式，「它會因你離開手機的時間長短而獎勵你。」
最後，艾丘公開自己如何嘗試保護自己家人。 他在家里安裝了一個連接到路由器的插座定時器，每天在設定的時間切斷互聯網供應。 「要想像，我們不是無能為力的，我們亦在掌握之中。」
但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連建立這些科技的人們，也要採取如此激進的方法來保護自己，其他人能否合理地行使自由意志？
哈理斯 (Tristan Harris) 會說不能。33歲的他是前Google員工，現在轉而對科技行業公開批評。 他說：「我們所有人都已插入這個系統，我們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被騎劫。我們的選擇並不如我們認為的那樣自由。」
哈理斯被譽為「矽谷內最接近良知的存在」，堅持數十億人對這些普遍存在的科技毫無選擇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了解在矽谷的少數人，是如何無形地塑造他們的生活。
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哈里斯是BJ Fogg──一位在科技圈裡受到尊敬的行為心理學家的學生。他掌握了科技設計如何用來說服人們的方法。很多學生，包括艾丘，都在矽谷大展拳腳。
哈里斯是較反常的學生，算是個滋事份子，他在嘗試揭穿科技公司如何累積到巨大力量，和他們如何使用這種影響力。 最近在溫哥華舉行的一次TED演講中，他說：「幾個人的選擇，通過幾個科技公司，就可以引導十幾億人的想法。」
「我不知道有甚麼比這更迫切的問題，它正在改變我們的民主，而且正在改變我們相互之間對話和建立關係的能力。」哈里斯花了三年，嘗試在谷歌山景總部內部進行改變。現在走出來面對公眾，進行演講，寫文章，會見議員，嘗試推動改革。
這一切始於2013年，當時他是Google的產品經理，並向10位親密的同事散發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備忘錄「要求減低分心與尊重用家注意力」(A Call To Minimize Distraction＆Respect Users’ Attention)。 它帶來了一些共鳴，約5,000名Google員工都收到備忘錄，其中包括高級管理人員，他們以新工作崗位獎勵哈里斯──他成為Google的內部設計倫理家與產品哲學家。
回想起來，哈里斯認為他被提拔成邊緣角色。 「我根本沒有社會結構支持，但我有機會坐在角落裡思考問題，閱讀和理解。」
他探討了LinkedIn如何利用社會互惠的需要來擴大其網絡；YouTube和Netflix如何自動播放影片和接連放映下一集，剝奪用戶是否要繼續觀看的選擇權利； Snapchat如何創建其上癮的Snapstreaks功能，鼓勵其大多數青少年用戶之間的不間斷通信。
這些公司使用的科技並不總是通用的：它們還可以針對每個人進行算術定制。 例如， 今年洩漏的一份內部Facebook報告透露，公司可以確定青少年當刻是否感到「不安全」，「無價值」和「需要信心提升」。 哈里斯補充說，這些細微的資訊，是可以如何操縱人的完美示範。
科技公司可以利用這些弱點來使人持續著迷； 例如，當人發放的訊息收收到「讚」時，當個人感到脆弱，需要別人肯定，或只是無聊的時候這些產品都會在場，而且相同的科技是可以價高者得。
「沒有倫理道德可言。」他說。 一家支付Facebook購買其影響力的公司，可能是針對想要新車的不同類型用戶定製的汽車業務廣告商。 或者它可能是一個莫斯科的「惡搞」（troll) 農場，試圖在威斯康新州動搖選民。
哈里斯認為，科技公司從來沒有故意讓自己的產品上癮。只是他們正在回應廣告經濟的激勵措施，試驗可能吸引人們注意力的科技，甚至只是誤打誤撞出高效能設計。
Facebook的一位朋友告訴哈里斯，設計人員最初決定了通知提示，提醒人們新的動態，例如「請求加入」或「讚」，這些提示應該是藍色的。設計人員覺得適合Facebook風格，改動又低調。 「但沒有人使用它」哈里斯說。 「他們把它改成紅色以後，每個人都在按了。」
現在紅色的圖標現在無處不在。 當智能手機用戶每天瀏覽他們的手機數十或數百次時，應用程式旁邊都有著小紅點，懇求被按。 「紅色是有觸發能力的顏色」哈里斯說： 「這就是為什麼它被用作警報信號。」
哈里斯解釋，最誘人的設計，利用了與賭博相同的心理特性：有變數的獎勵。 當我們按這些紅色圖標點時，我們不知道會否發現一個有趣的電子郵件，一大堆「讚」，或者甚麼也沒有。就是有可能失望反而令人更不由自主。
這解釋「刷新」功能的魔力，用戶不斷在畫面裡向下滑動，等待新內容出現。它迅速成為現代科技中最容易上癮和無所不在的設計特徵之一。 哈里斯說：「每次向下滑，就像玩一台老虎機。 你不知道接下來會有發生什麼。 有時是一張漂亮的照片。有時只是廣告。」
— -
創建拉動更新機制的設計師布里希特 (Loren Brichter) 首先把設計應用於更新Twitter Feed，在應用程式設計圈中得到廣泛的讚賞。現年32歲，布里希特說他從來沒有意圖讓設計成癮，但不會否定老虎機的比較。 「我100％同意，我現在有兩個孩子，每一分鐘因為智能手機吸引了我，而我並沒有注意到他們的話，我都感到後悔。」
布里希特在2009年於他創辦的Tweetie發明了這個功能，主要是因為他無法找到適合他程式使用的「更新」按鈕。抓住並拖動進行更新，當時只是一個「可愛而聰明」的對策。 Twitter在第二年收購了Tweetie，將「拉動更新」整合到自己的應用程式中。
從那時起，這項設計已經成為應用程式中最廣泛仿效的功能之一； 對於數億人而言，向下拉動的行為就像搔癢一樣自然。
布里希特說他對這個功能的長壽感到困惑。 在推送通知科技的時代，應用程式應可自動更新，而不需靠用戶動手推。 「這設計可以退休了。相反，它似乎有了一個心理功能：畢竟，如果賭徒自己不用拉槓桿，老虎機就不會那麼上癮了。」布里希特更喜歡另一個比較：這就像一些會自動關門的電梯中有多餘的「關門」按鈕：「人們就是想按它。」
所有這一切都離開了布里希特。現在他把設計工作擱置一旁，專注於在新澤西州建屋子，質疑他的所作所為。「我花了好多小時，星期甚至多月的時間來思考，我所做的一切是否對社會或人類造成了正面影響。」 他封鎖了某些網站，關閉了推送通知，限制了他使用的電報程式，只與他妻子和兩個親密的朋友聊天，並試圖離開Twitter。「我還在浪費時間，只是在看我已經知道的愚蠢的消息。」他在廚房幫手機充電，晚上7點插上電話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取回。
「智能手機是有用的工具，但它容易上癮。 拉動刷新是上癮的。Twitter容易上癮。這些都不是好事。當我製作它們的時候，我並不夠成熟去想這些事情。 我現在不是說我已經成熟了，但我有點成熟，我對這些壞處感到遺憾。」
不是所有同行的人都有罪惡感。 蘋果公司專利「管理通知連接和顯示圖標徽章」的發明家是桑塔馬利亞 (Justin Santamaria) 和馬塞利諾 (Chris Marcellino)，當他們被蘋果聘用在iPhone上工作時，都只是20多歲。 作為工程師，他們致力於2009年推出的推送通知科技，為數十萬第三方應用程式開發人員提供實時警報和更新。 這是一場革命性的變革，為現在已經構成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經驗提供了基礎設施，從呼招Uber到Skype電話接收突發新聞更新。
但通知科技也使得數百萬人的生命中受到百般不請自來的打擾，加速爭奪人專注力的軍備競賽。 36歲的桑塔馬利亞短暫在Airbnb擔任手機負責人之後，現在經營一家新公司。他表示，他在蘋果公司開發的科技並不是「本質上的好壞」。「這應是對社會的更大的討論，當我離開工作時，可以關閉我的手機嗎？ 如果我沒有即時回覆你，可以嗎？Instagram屏幕的一切我都需要按讚嗎？」
他當時的同事馬塞利諾也同意。 「老實說，我從沒有坐下來思考：讓人沉迷。所有都是善意的：這些應用程式連繫人與人，它們所有都有這個用途 ──從ESPN告訴你球賽已經結束，到WhatsApp給你使用免費信息，聯絡沒有長途電話數據的伊朗家人。」
數年前，33歲的馬塞利諾離開了灣區，現在正處於再培訓的最後階段，將成為神經外科醫生。他強調，對癮的認識不深，但他說他在接受醫療培訓時，已經足夠了解知道科技可以像賭博和藥物般影響我們相同的神經系統。 他說：「這些都是讓人們尋找食物，舒適，熱力和性的神經迴路。」
他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基於獎勵的行為，激活大腦的多巴胺的途徑。 他有時會發現自己點擊他的應用程式旁邊的紅色圖標「把它們弄走」，但當獎勵與剝削人們的心理弱點掛勾，產生倫理衝突時，問題就來了。 他說：「讓人們重複使用你的產品並不是本質上邪惡，邪惡的是資本主義。」
這個也許就是問題重點。 受益於Google和Facebook的巨額利潤投資的風險投資家麥克納姆（Roger McNamee）對兩家公司都感到失望，認為他們早期的理念被他們通過廣告賺取的財富扭曲了。
他將智能手機的出現確定為轉折點，提高了注意力軍備競賽的風險。麥克納姆說：「Facebook和Google斷言，他們是在向用戶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但煙草公司和毒販也可以這麼說。」
對於矽谷最有利可圖的巨獸的所有早期投資者而言，這將是一個最有力的解說。 但是，61歲的麥克納姆不僅僅是一個賺錢的人，他曾經是朱柏格(Mark Zuckerberg) 的顧問。10年前，麥克納姆向他的朋友桑德伯格 (Sheryl Sandberg) 介紹了Facebook總裁，桑德伯格是一位監督公司廣告工作的Google執行主任。後來，桑德伯格成為Facebook的首席營運主任，將社交網絡變成另一個廣告要地。
麥克納姆仔細地選擇了他的話：「運作Facebook和Google的人是好人，他們的善意策略導致了意想不到的可怕後果。問題是，除非放棄目前的廣告模式，否則公司無法真正解決這些損害。」
但如何迫使Google和Facebook放棄將其轉變成兩個地球上最賺錢的公司的商業模式？
麥克納姆認為，他所投資的公司應該受到更多的監管，包括新的反壟斷規則。在華盛頓， 兩方的政治力量都想加強控制矽谷。 但麥克納姆擔心他幫助建立的龐然大物可能已經太大了，變得無法阻止。 他說：「歐盟最近用反壟斷違法行為處罰了Google 42億美元，而Google的股東卻只聳聳肩。」
Facebook「讚」的共同創始人羅森斯坦相信，政府應該正視「心理操縱性廣告」的問題，就像對化石燃料或煙草公司採取的道德監控一樣。「如果我們只關心利潤最大化，我們將迅速進入敵托邦。」
— -
威廉姆斯 (James Williams) 不相信敵托邦的講法是牽強的。作為前Google策略家，他為公司的全球搜索廣告業務建立了標準度量體系，對行業有最近距離的觀點。他將其描述為「人類歷史上最大，最規範和最集中的注意力控制形式。」
35歲的威廉姆斯去年離開谷歌，正在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探索有說服力的設計倫理。這是一個導致他質疑民主是否能夠在新的科技時代生存下去的旅程。
他說，他的醒覺在幾年前就發生了，當時他注意到他被科技包圍，阻止他專注於他想要關注的事情。「那是一種個人，存在性的發現：發生了什麼事？科技不是應該與這些完全相反的嗎？」
在工作時，這種不適變得更加複雜。他看到Google其中一塊儀表板，多彩多姿的顯示屏顯示了公司為廣告客戶爭取了多少關注。「我意識到：這是數以百萬計的人，被我們半推半就去說服做一些事情，而他們本身不會做的」，他回憶說。
他開始了幾年的獨立研究，其間還會在Google兼職工作。 約18個月後，他看到了哈里斯分發的Google備忘錄，雙方成為盟友，努力從內部帶來變化。
威廉姆斯和哈里斯在同一時間離開了谷歌，並共同創立了一個倡導團隊「時間好使」 (Time Well Spent)，旨在為大眾集力影響科技公司對設計的思考方式。威廉姆斯很難理解為什麼這個問題不是「每一個報紙的頭版」。
「百分之七十七的人睡前和醒來都是在刷智能手機。」整個世界現在有了一個新的棱鏡，通過它來了解政治，威廉姆斯擔心影響會很大。
他說，同樣的力量使科技公司用戶以設計技巧吸引用戶，也鼓勵這些公司以強制，不可抗拒的觀察方式認識世界。「注意力經濟推動著人們開發爭奪注意力的科技設計，這樣，人的衝動會凌駕人的初衷。」
這意味著刺激的事凌駕細微的事，增加情緒，憤怒與痛恨的吸引力。 威廉姆斯補充說，新聞媒體越來越多為科技公司服務，並且必須通過「注意力經濟」的規則來「煽情，誘餌和娛樂」才能生存下去。
在特朗普驚人的選舉勝利之後，許多人很快就質疑Facebook的假新聞，俄羅斯製造的Twitter機器人，或像Cambridge Analytica的所謂「數據中心」如何影響搖擺選民。 但威廉姆斯認為這些因素是更深層次問題的症狀。
不僅是壞角色利用互聯網改變輿論，注意力經濟本身的建立就是為了促進一個像特朗普這樣的現象，往往他是通過剝削或製造暴動，去抓住和保持支持者和評論家的注意力。
威廉姆斯在總統當選之前已經提出這個憂慮。 在美國大選前一個月發佈的博客中 ，威廉姆斯提出了這「不是特朗普能否進入白宮，而是更重要的問題」。他說：「真人電視明星節目已經預示著一個流域，新興的，被數碼所強化的注意力經濟終於超越了門檻，並在政治領域上展現出來。」
威廉姆斯在幾個月前在英國脫歐運動期間看到了類似的動力。當時他留意到，注意力經濟似乎偏向英國離開歐盟的情緒，關注身份基礎的情況。 他強調，這些動力不只幫助了政治右派：他認為，左派政治家如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柯賓（Jeremy Corbyn）也意想不到的受歡迎，議題也燃起基進人仕，帶來常見的網上騷動。
所有這一切，威廉姆斯說，不僅扭曲了我們看政治的方式，而且隨著時間，可能會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使我們不那麼理性和更衝動。 他說：「我們通過內化媒體的動力，慣性將自己置於一種長期的認知性憤怒。」
在這個政治背景下，威廉姆斯認為近年來由歐維爾（George Orwell）虛構的監視狀態可能會被錯置。 另外一位英國科幻小說作家赫克斯利（Aldous Huxley）警告說，歐維爾風格的強制對民主的打壓，比起心理操縱的微妙力量，與及人們「對分心的渴望」，後者威脅更大 。
自美國大選以來，威廉姆斯已經探索了今天的「美麗新世界」的另一個層面。 如果注意力經濟侵蝕了我們的記性與理性，與為自己作出決定的能力 ── 所有與自理有關的重要能力，那樣民主本身有什麼希望？
他說：「注意力經濟的動力，在結構上破壞了人的意志。如果政治是對個人和集體層面的思想表達，那麼注意力經濟就會直接破壞民主所依賴的基礎。」如果蘋果，Facebook，谷歌，Twitter，Instagram和Snapchat正在逐漸控制我們自己思考的能力，我問，民主是否不再起作用了？
「我們能否確認它，它是否會發生，和何時發生呢？」威廉姆斯回答：「如果我們不能，那麼我們怎麼知道它不是已經發生了？」
原文：
